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苏共拯救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次尝试，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苏联的改革跌宕起伏，不仅深深影响了苏联，更震惊了世界。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苏联唯一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恰好满80岁。时光倒退到1985年3月，只有54岁的戈尔巴乔夫终于打破了苏联老人病夫治国的局面，成为战后苏联历史上最年轻、文化水平也最高的党和国家首脑。他踌躇满志，准备把苏联带出停滞状态，重振大国的雄风，但是，出乎他自己和所有人的预料，苏联却在戈尔巴乔夫手上解体了，一日之间就不复存在了，这让许多人不解，探索苏联解体这一世纪之谜成了热点。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改革？
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改革，按照苏联的体制和戈尔巴乔夫的身体状况，也许他现在仍是苏共的总书记、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却发动了一场针对苏联体制的改革，结果是自己失去了权力。如此看来，如果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利益出发，他实在不应该改革。
从当时苏联的情况看，改革是必然的。正如俄国学者所描述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苏联不仅在对内政策，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朝着保守主义甚至新斯大林主义的方向迅速倒退。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那种在冻结体制下过太平日子的梦想开始实现了。泱泱大国如同发动机出了故障的大船，已操帆停泊。愈来愈显而易见，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完全依靠核武器维持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根据其他指标，它已迅速接近三流国家。”党的上层是一些老腐昏庸者，民众没有影响社会进程的可能，一些对社会无望的人，借酒精麻醉自己，酗酒成风，苏联男子的寿命因此在1970年代从66岁下降到了63岁，酒精中毒死亡率达到千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为万分之一）。80%的恶性犯罪与酗酒有关，“约有90%的旷工与纵饮无度相关。1986年苏联进过麻醉品成瘾学习班的酒鬼人数多达400万之众，每年进醒酒所的人将近900万。”因酗酒而造成的怠工、旷工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统计。正如俄国历史学家德米特连科所说：“到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几乎所有阶层都无一例外地因无自由而痛苦，经受着心理的折磨。知识分子想得到完全的民主和个人自由。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需要更好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特别是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一部分农民指望成为自己的土地和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但是，最终完全是另外的力量决定苏联体制的方向和性质。这一力量是苏联的在册权贵，他们也受制于共产主义的条件，其个人的幸福取决于其供职的状况。”“这样，到80年代初，苏联的极权体制事实上在社会上失去了支持，不再有合法性。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的体制下步步升迁的，他看到和体会到了体制的问题，作为一个有知识、有责任、想有所作为的领导人，他早就盼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改变国家的现状。在安德罗波夫当政时期，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了安德罗波夫的革新，但安德罗波夫当政只有短短的15个月，人们刚燃起的希望又被契尔年科浇灭了，在契尔年科执政的13个月里，人们要求变革的愿望更迫切了。在国际上，苏联面临美国里根政府“星球大战”的压力，东欧不稳，在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苏联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任何一个有健全思维的人上台，都必然进行改革。
由于苏联只有一个党执政，并对社会进行了严格控制，其改革不可能“从下边”开始，人们期待着“从上面”发生变化，并准备予以支持。许多人认为苏联社会无法变革是因为领导人因循守旧，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了人们希望，他激发了人们实现变革的愿望。
苏联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
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被认为是激进式变革，许多人从中国的成功和苏联改革的失败中得出结论：苏联如果采用中国的渐进性改革，情况会好得多。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些俄国学者也不接受这样的看法，本人也认为不能把中国与苏联简单类比，两国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采取的措施在苏联未必行得通。
中苏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下面开始的，正是安徽农民冒险签下承包土地的协议，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门，之后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背后都有民众强烈的诉求。苏联的改革则不同，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源于两国的国情不同。
中国当时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和农业人口占80%，生产力主要还靠人力，农民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邓小平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农村形势马上改观，甚至连那些极度怀疑的人都被迫承认，改革取得了成功。在农业改革成功后，中国又开始在工业和经济等其他部门实行改革。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局面，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苏联经济的基石，为了刺激经济并使其多元化，苏联必须大幅度压缩并改造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技术设备更新。苏联的农村人口只占1/4左右，且多是无法到城市谋生的老弱妇孺，戈尔巴乔夫提出把土地出租给他们50年，却没人愿意承包，因为他们无钱投资购买机器，靠人力有宅旁园地就够了。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比苏联短得多，当时懂得商品、市场为何物的人还健在，许多民族资本家用补发给他们的钱去办商业企业了，返城的几百万知青难以就业，只能自谋出路，发展个体经营。苏联则不同，搞了60多年计划，涵盖了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懂得市场和商品经济的人几乎不存在了，因此，其改革只能围绕如何完善计划工作搞，自然难见成效。
中国是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寻找出路，10年内乱刚结束，改革的阻力相对小。苏联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人民的生活相对稳定，比中国好得多，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阶层，掌握着国家经济大权的企业领导人和部委领导，缺少改革的动力，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受到党内保守派和军方的抵制，经常难以落实，因此，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打破“阻塞机制”。但民主化和多元化动摇了苏联政权的基础，削弱了将苏联公众与社会凝聚起来的力量。结果，苏联陷入了政治局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各民族之间的激烈争斗之中，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严重干扰了经济改革。
两国改革的国际环境也不同，苏联作为冷战的一方，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全世界都在声讨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对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外交新思维，西方持怀疑态度，在经济上为苏联的改革制造了许多困难，石油降价大大加剧了苏联的危机。同时，苏联虽然放弃了取代资本主义的大目标，但仍然坚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没有把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提上日程。中国则与美国结成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同盟，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把目光投放到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寻找外部资源，也得到了外部世界的积极响应。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的改革步步深入。
此外，领导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同。领导中国改革的邓小平经验丰富，有极高的威望，能够放手进行大胆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则缺乏领导者的魄力和经验，开始只能在既定的、有限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进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