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位妇女在莫斯科街道上的一个倒下的苏联镰刀和锤子旁边。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成立。由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亲手缔造的这个红色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并且很长时间是美国在这世界上的唯一对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1年的圣诞节那天，它的最后一任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亲手埋葬了这个帝国。作为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苏联曾经给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尤其是底层人民带来新的希望，人民希望这一药方能够根治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社会不公等人类社会的痼疾。但随着历史的诸多谜底被解开，人们发现的只是无数阴谋与罪恶。说到底，在任何以牺牲个人利益与自由为代价的土壤上，都不会开出整体社会的幸福之花。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历经20多年的酝酿与斗争后，终于作为一个国家正式诞生于人类历史中。站在这个庞大帝国解体20多年后的今天，回望那段赤色力量初起于沙俄病躯，并最终将杂糅着梦幻和铁血的理想付诸于现实的岁月，人们往往会震慑于历史的强大解构力量：曾经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梦境的背后，何尝不是扭曲的理性压倒人类价值所导致的残暴与灭绝人性？建筑于人性和自由基础上的包容与宽让就理应被国家的强大与辉煌所取代？
托克维尔在19世纪就已经预言了20世纪的人类戏码。他将美利坚与俄罗斯称为人类世界最后的两个伟大民族，认为他们最终将突出于各国行列之前。
直至今日人们都在赞叹托氏预言之准确，20世纪恰恰是这两个民族的世纪。但更加重要的则是托氏对预言的阐释：美利坚人与一切的禁锢斗争，而俄罗斯人则与人类相斗争；美利坚人的胜利是依赖农夫的锄头，俄罗斯人则仰仗战士的利剑。
回过头来再看苏联走过的时代，托氏何其睿智！最终，手持利剑与人类做斗争的俄罗斯用帝国的解体宣告失败。站在今天回望苏联的历史，理应明白，任何凌驾于人性的所谓理想和宏愿，都只是用来隐藏祸心的华丽外衣。
列宁成为列宁
托洛茨基说，旧《火星报》时期（1900—1903年）对未来列宁的大部头传记作者将引起特殊的心理兴趣，因为正是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列宁成为列宁。
读过托氏那本《论列宁》的人都知道，他所称的列宁的转变便是在后来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之间的那种巨大分野最初出现于《火星报》编辑部内之后的事情。在《工人报》被查封之后，这家报纸成了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前身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1902年的秋天，托洛茨基来到编辑部所在的伦敦，加入到这个团体中来。这两个都曾被沙皇囚禁和流放的革命者第一次见面时天还没亮，托洛茨基的敲门声将列宁从床上揪了起来。
不得不说，经历了囚禁和流放之后他们两个能在伦敦会面也算一个奇迹。沙皇固然专制残暴，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文字便可明了，但其手段同日后使出的余粮征集、红色恐怖、大清洗、古拉格劳改营、克格勃、精神病院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若无戈尔巴乔夫用改革在客观上不流血地化解了这一团浓重的血腥和残暴，从而让这个赤色体制留下一个虽不被近世理解却足以泽被长久的结尾，苏联统治者们九泉之下恐怕将更无颜面见历代沙皇。
托洛茨基这位虽也在后来的红色恐怖中用血腥的镇压染红了双手却一直被后世惋惜的革命者，第一次见到列宁时就在观察这个人并思考着革命的未来。相信他并未想到俄国在未来百年间将经历人类历史上黑暗远多于荣光的一段。而他眼前的那个人就将是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开创人。在那个漆黑的凌晨，他们做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各自休息。早上，列宁带着托洛茨基在伦敦城里逛了一大圈，向他介绍各个景点。托洛茨基记得，当说起那些足以让人赞叹不已的东西的时候，列宁总是强调“他们的”——这是他们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他们的大英博物馆。当他们谈到德国的大炮和法国的飞机时也同样是这样。托洛茨基感到，列宁口中的“他们的”意思就是“敌人的”。他后来感到，列宁总能感到一种剥削阶级的阴影在笼罩着整个人类文化，他总能感觉到它，就像总能感觉到光明一样。当然，若考虑到后世解密文件揭示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受到了德国皇帝的领导和资助这一事实，列宁的话就更有了一种不计任何代价夺权的坚定信念，哪怕这种代价是国家利益的受损。在当时，这种看上去十分“坚硬”的信念自然难能可贵，没人能想到它日后的样子。
托洛茨基就这样加入了《火星报》编辑部，并形成了对列宁的最初认识。这似乎是一个总是满怀着斗争信念的人、一个敌我分明的人。后来苏联体制下发生的一切不恰恰是敌我分明的么？沙皇对他们这批革命者的仁慈不复存在。对列宁的这种印象一以贯之，在托洛茨基为《火星报》撰写第一篇稿件时又有表现。当时，列宁指着托洛茨基在文末所引用的一句荷马在《伊利亚特》中的文字向他警告道：“这可是荷马的诗啊！”后来，这句话被列宁删掉了。
“坚定的人”与“软弱的人”
列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编辑部中是很特别的——托洛茨基认为，任何人都无法像列宁那样坚定于革命事业并能从宏观上审视一切把握革命脉搏。总之，编辑部发生分裂。尽管这或许只是人际关系领域的分裂，但大家对分裂后两派的称呼很说明问题——“坚定的人”和“软弱的人”。而列宁自然属于“坚定的人”，这一切在后来都表现得愈加明显。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探讨敏感的作为机关报的《火星报》与远在俄国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关系问题。许多人认为，机关报理应服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但列宁却坚决反对此论：“行不通！怎么能让他们从俄国来领导我们？我们是坚定的中心，我们将从这里来领导！”他还称中央委员会批评机关报的言论绝不能出现在《火星报》上，有人质疑：“这不成了机关报的专政了么？”列宁称：“这有什么不好？在当下就应该是这样！”
对于列宁那不被周遭人理解的钢铁一般的意志，托洛茨基如此比喻：列宁不知疲倦地把弓弦拉到极限，绷得不能再紧了，同时还用手指小心地弹试着，看是否有松弛的地方，是否有断裂的危险。“不能拉得这么紧，弓要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喊着。“断不了，我们的弓是由拉不断的无产阶级材料制成的，而党的弦需要拉得紧而又紧，因为得把箭射到远处去！”射箭能手回答说。
列宁对于革命的坚定使他成为公认的领袖。他对权力如此坚持，以至于如果他不是领袖，他就无法待在这个队伍里。他总怀有战斗激情，总能预见到革命最可能的发展，时刻准备用任何代价换取革命的胜利。
当革命的洪流最终发展至二月革命，罗曼诺夫王朝成为历史，列宁回到国内领导革命。此时，社会民主工党早已经分裂成了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在他看来属于“软弱的人”的孟什维克，而他们当然属于“坚定的人”。昔日编辑部里的人际关系分野最终有了政治内涵，这或许也成了人格特征与政治取向之间冥冥关系的一种证明。在彼得堡的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上，列宁在发言中坚定地宣称：“我们的党将夺取全部政权！”结果，这引来哄堂大笑。当时，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十分强大，没有多少人相信布尔什维克能成气候。如今，一个在海外办了多年报纸的秀才跑到大家面前说要夺取政权，这难免让人觉得好笑。但面对这一切，列宁只是淡淡地说：“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他的严肃让场内听众笑不出来了。他接着说道：“在一开始就要逮捕五十至一百个百万富翁，并告诉人民，所有的资本家都是罪犯！”那次的发言结束时只有少数布尔什维克对列宁报以掌声，但更多人则用充满敬畏与疑惑的目光目送这个矮小却不平凡的人离开会场，似乎已经有人感到问题的味道有些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