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幻象:冲向冬宫的照片其实是张剧照

日期:2016-04-08 来源:东方早报

   很多书中都使用过一幅著名的十月革命“历史图片”,一队武装的人流在夜色中,在火光的映照下冲向冬宫。但实际上,这是苏联著名导演谢钒固乖缙诘缬啊妒无隆分械囊桓鼍低贰2还苷庵志缯盏氖泳跣Ч卸嗪茫暇共皇钦媸档睦芳锹肌?/p>

   在二十世纪历史上,俄国的十月革命无疑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无论你打开哪一级次的历史教科书,它都赫然而现,占据着相当的篇幅。尽管这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过去已经九十余年,尽管它的发生地因二十世纪末另一次震动世界的剧变给当代人留下了更强烈的印象,但十月革命,如同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样,一直是并且还会继续是评说历史无法绕开的严肃话题。闻一先生的《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就是一位中国学者在九十余年后,与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十月一次坦诚、真挚的隔空对话。

   大致来说,历史学者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掌握第一手材料,二是有一个可供批驳的对象。就像全部装备实弹的士兵被派上战场,面对一个个活靶子,血脉贲张,豪情难抑。历史学者职业的本能就是用笔正史:正本清源,去伪复真。

   闻一先生给自己装备了丰富的实弹,这些实弹就是被尘封多年、现在大量公布的历史档案。闻一先生也给自己找到了靶子,这个靶子就是曾经被奉为经典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从本书的“开篇”,到以后的绝大多数篇目中,“简明教程”被反复提及,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大量的档案材料,以及据此进行的分析和相应的结论。我甚至恍若看见作者时时在搭弓引箭,箭镞所到,历史“后期加工”的画皮,百孔千疮,碎片落地。于是,我看清楚了——不仅是我而是所有读者都看清楚了:“阿芙乐尔”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从一种对盘踞在冬宫的临时政府部长们的最后警告式的手段,经过不断的政治加工,变成了攻打冬宫的“总信号”,并最终被符号化,成了“宣告了新纪元即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的标志。我们也看清楚了,在发动十月武装起义的关头,托洛茨基不仅没有向敌人泄露布尔什维克预定起义的日子,而是使列宁立即发动起义的决策得以及时实施的关键人物。人们还看清楚了,流传已久的“列宁和斯大林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或“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斯大林当时并不在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更没有像各种宣传作品中表现的他和列宁总是形影不离,而是另有分工……

   “简明教程”已经成为非信史的典型,把它当作靶子,从这里开始正本清源很有必要。何况,这本书曾经一度成为我们学习苏联史必读的“经典”,里面那些结论式的词语影响深远。好在,这本书的神圣光环早就不存在了。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个人崇拜推波造势的代表之作,它已经随着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消逝而很少被人们正面提及了。苏共二十大之后,反对个人崇拜运动在还原某些历史真相上起到了关键作用。1959年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共中央委员鲍纺岱波诺马廖夫主编的新版《苏联共产党历史》出版,对“简明教程”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纠正,尽管不是十分彻底。记得当年有人专门比较过两者行文上的差异,也就是《苏联共产党历史》对“简明教程”做了哪些纠正。此后,每隔一段时间,苏联官方就对其进行修订。不敢说这些版本讲的都是信史,但显而易见“简明教程”的很多结论从此消失了。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已经做了自我修复式的工作;俄罗斯官方颁行的各级别历史教科书对有关十月革命的历史叙述与评论,与“简明教程”更是大相径庭。当然,这些国人也许并不十分了解。即便如此,闻一先生的这本书体现出的对探求历史真相的执着,还是令人敬佩。

   还要补充一点,书中正史正得很细致,细到论述和纠正了一幅历史图片的真伪。这幅图片反映的是一队武装的人流在夜色中,在火光的映照下冲向冬宫的情景。很多书中(其中包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都把这幅图片作为真实的历史照片加以使用。但实际上,这是苏联著名导演谢钒固乖缙诘缬啊妒无隆分械囊桓鼍低贰2还苷庵志缯盏氖泳跣Ч卸嗪茫暇共皇钦媸档睦芳锹肌?

   诚如闻一先生在序里所说,他主张把“十月革命和革命的十月当成一门与国家、社会发展、与人类命运相连的重要人文科学”来看待和研究。因此,十月革命就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一次起义,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其内容的丰富自不待言。

   在书中,看得出作者力求从更多的角度、更宽的横断面上来展示这场社会变革。除了用不少的篇幅写了十月武装起义之外,作者还用细腻的笔触勾画了变革中的军队、农村、外交、国内战争、文化以及反映这段历史的艺术作品。这样写出的十月革命就不单单是政治史了(尽管政治的内容仍然占了很大的篇幅)。就以农村为例,那时的俄国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而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之前的工作重心并不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工人(赤卫队)和觉悟的士兵(主要是彼得格勒附近的水兵)是十月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也是布尔什维克党依靠的中坚。但是,政权更替和社会变革不可能不触及广大农村,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就面临的严重威胁——粮食奇缺,也直接关联到农村和农民;更不用说不管是旧军队(“带枪的人”)还是新组建的红军中,还有很多“穿军装的农民”。因此,十月革命给农村带来的冲击与布尔什维克在农村进行的改造,是关乎新政权命运乃至俄国命运的问题,它的分量,重于泰山。

   从《土地法令》开始,苏维埃政权就开始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改造。面包或者说粮食,是这一改造的一个主要抓手。在这个抓手下,面包——粮食被赋予了阶级意义,之后又与一系列法律法令联系在一起,并一度成为需要动用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随着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成立和“余粮征集制”的实施,这场社会变革更加深刻地触及了俄国农村。作者在书中写到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成员对农民的看法,其中包括对面包——粮食的看法,这些看法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农民的政策以及对所依靠的力量和所采用的手段的选择。从组织全副武装的“拦击队”到实行“粮食专政”,从征调工人组成武装征粮队下乡到动用军队进行“十字军讨伐”,从反对富农到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社会大变革之下的农村和农民的悲喜欢泣,苦辣酸甜,跃然纸上。作者为我们概括了苏维埃政权执政初期的两个特点:“一是它在痛苦地、艰难地学习管理俄国这个庞大的国家,二是它在一切的选择中选择了它认为是最佳的和最直线的路线:通过如同剥夺政权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样,也用剥夺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问题、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的确,这条道路痛苦而艰难,农民的反抗——从分散的、个别的恐怖活动到组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贯穿了1918-1921年苏维埃政权的幼年时期。同时,还有一种“非暴力的反抗”,犹如山间小溪,几乎是无声地一往直前,这就是暗中涌动着的由“背口袋的人”组成的“大军”。苏维埃政权各种严格的法令和配套手段,在这支“大军”面前形同虚设,防不胜防。1919-1920年间,由这支“大军”背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的粮食不少于三千普特(相当于四十九吨之多),占了运进这些城市的粮食总量的64.4%和城市居民实际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二左右。看看书中引用的这些数字,就不难明白,什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力量。当然,在交了“学费”之后,尊重现实、勇于探索的列宁做出了调整,以新经济政策这种让农民更容易接受的方式,继续着对苏俄社会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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