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12月29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载了他的旧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以清理资产阶级思想为目的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作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则标志波及全国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的展开。
正当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发动之时，毛泽东又相继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内部以及党政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级工作人员。中共中央认定：造成贪污、浪费的最大的祸根，是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化影响的侵蚀，是“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的结果，强调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
“三反”运动开展后，很快发现私人资本家偷漏税，乃至于偷工减料以牟取暴利等情况，这为打击资产阶级提供了机会。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明确指示：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 分辨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五反”的斗争矛头实际上指向了整个资产阶级。运动中，把整个资产阶级归结为“本性恶劣”、“血腥残暴”、“贪得无厌”、“无耻透顶”的一群。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从1952年 1月起，开始连篇累牍地炮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这场运动中，许多资本家对他们的前途感到绝望，失去了在行业中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大批资本家因走投无路而自杀，即使像卢作孚、冼冠生这样爱国守法的资本家也未能幸免。“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的资本家还未见有具体的数字。据学者杨奎松的统计，仅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自杀的资本家就达876人，平均每天几乎都在10人以上。
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还与抗美援朝期间强烈的反美气氛有关。这时，美国自然是新中国最大的敌人，为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克服崇美、恐美以至亲美的思想，提高仇美、鄙美、蔑美思想，宣传克服民族自卑、自馁以至奴化心理，提高民族自尊、自信、自傲心理”，中共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美宣传。
“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视”教育
在抗美援朝运动的进行中，“三视”教育内容包括：美帝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必须仇视美国;美帝在本质上是最腐朽的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必须鄙视美国;美帝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貌似强大，本质虚弱，是完全可以打败的，必须蔑视美国。
“三视”教育于抗美援朝期间迅速在全国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恐美心理和崇美心理是“缺乏民族自尊心的糊涂思想和错误认识”，亲美心理则是一种反动的、奴化的思想，都必须坚决扫除，不许存在。据学者侯松涛的研究，这一过程中所勾勒的“全新”的美国形象可概括为：其一，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打劫起家的两头蛇”，“是中国人民的吸血鬼”，美帝的侵略是“伪善”的、“杀人不见血的侵略”，因此，美国“是我们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最凶恶的敌人”;其二，“作为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魁首”，美国是“世界上最反动的、最野蛮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屠杀人类的老窝”，因此，它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是“世界的反动中心”;其三，美国是最为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特务、流氓、强盗的国家”，美国是“狗的天堂”、“人的地狱”、“疯子的天下”。美国人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不愿作战。美国的科学研究正在走向末路。总而言之，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
“三视”教育清除了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使美国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文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成为“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在当时的中央领导看来“三视”教育的意义远在单纯的战争动员之上，它逐步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这是一个无价的收获”，因为“这种侵略毒素不是一天侵入的，是长期的不知不觉迷惑、麻醉侵入的”，它成功激起大陆民众对美国的仇恨情绪，为中共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舆论准备。“三视”教育运动所形成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直到1972年，中国政府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中国的普通群众“在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当他们在报刊上看到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言和”的时候，他们普遍感到惊愕，以致目瞪口呆。
学者沈志华认为，抗美援朝使中国“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与此同时，朝鲜战争将中国更深一步地推向了苏联一方。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中共也越来越向苏联靠近。
斯大林指示中共1954年成立“一党政府”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会议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政府委员、副总理和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分别占一半或一半以上，多党合作执政的政党体制开始确立起来。对于这种有别于苏联体制的人民民主专政，斯大林怀疑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担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可能执行亲英美的路线，因此向中共施加压力。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苏联只派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参加，而没有派苏联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前来祝贺。两个月后，毛泽东赴苏访问，苏方也有意冷落，使访问出现曲折。
随着抗美援朝的推进，毛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转变，对苏联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1952年，他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同年10月，刘少奇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斯大林提出：现在可以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选举与通过宪法可以在1954年进行，如此还可以解决政府存在的问题——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政府。
很难说来自苏联的建议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的决定。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严厉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右倾观点”。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宪法提出了“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宪法未对政权性质作是“统一战线”还是“一党”的表述，但选举出的政府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人——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均是共产党员。会议产生了新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而原代行最高权力机关职权的政治协商会议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为“向党委和国务院提意见并加以协商”的非权力性多党派商议机关。一届人大在法律意义上宣告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结束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意志。(黄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