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各地实际情形：
1.以江苏省委较有力量，上海为最，但亦极为薄弱。
人数(党员)除赤区外，约有20000党员，内中大部分挂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内。
2.成分：工人占10%，农民占60%，智识分子占30%。
3.上海方面：党员580人，青年团员276人，工会党员470人，月缴会费共计270余枚铜元，由此亦可见力量之薄弱了。
八、军事——从前经中央局决定共7军：
第一军 毛泽东 朱德
第三军 彭德怀 黄公略，总称一、三集团军
第二军 贺龙
第四军 邝继勋(鄂豫皖)
第五军 毛泽东(一部分，力量很小)
第六军 周郡
第七军 李明瑞
总计赤军人数12万余人，枪枝70000余。
九、共党经济来源：
(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15000元美金……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我不知其详。但是从前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时，由我来支配经济，所以我知道得很详细……
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有时因国际的关系一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这种工作主要是由特务第三科红队负实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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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记：
1.喻泽时——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负责人，于前星期内被公安局捕获，共有7人，闻现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机关很多，经过此次破坏，各处机关均迁移，因此我也受了国际的严重警告。
3.妇女部——周秀珠住闸北邓托路口同春里72号。
4.青年团总书记秦邦宪，住古拔路横路3号，开会地点在西摩路。
5.国际接头处及领款机关在忆定盘路。
6.共党现有干部全国不过200人，在莫斯科者亦不过200人，人才极感缺乏。(《前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转变》1933年10国民党内部版。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汉京文化1988年版)
向忠发还供出了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中共中央机要处。驻守该机关的是张纪恩(黄寄慈)、张越霞夫妇。因向忠发的出卖，23日晨1时该机关被搜查破坏。张纪恩听到敲门声，知道事情不妙，忙发出警号——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开门之后，涌入大批身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着。但巡警在楼上查出了一份王明的手稿和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张纪恩夫妇遂被铐在一起，押往江宁路巡捕房。在狱中，张纪恩和张越霞未暴露政治身份，半年后张越霞与陈琮英同时出狱。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获刑5年，转押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后经堂兄、浦江籍知名画家张书努力保释提前出狱。张纪恩夫妇入狱期间，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一直下落不明。
邓颖超也因恒吉里机关被破坏而遭遇危险。邓颖超晚年回忆说：“我(22日)上午曾到该处，约定晚上到那里吃晚饭。在我没有去以前，虽已得到向忠发叛变的确信，但还不知他去过这个机关。因此下午4点多，我仍按约定去吃晚饭，到该屋的后门附近，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规定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前进，立刻转移到另一同志家。这时，秘书长余泽鸿正在焦急地找我和恩来，通知这个消息。”(邓颖超《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破坏了中共中央机要处后，向忠发又带人对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进行搜查。向忠发虽刚刚在此住过，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23日晨1时向忠发终于带人找到这个住处。万幸周恩来夫妇已转移到都城饭店而免遭毒手。
向忠发之死
1931年6月23日，向忠发被从租界捕房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致电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对向忠发的处理办法。当时蒋介石已去南昌组织对中央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于是这封电报又转到南昌。蒋介石认为中共总书记绝无叛变的可能，故即刻电令熊式辉将向忠发“就地枪决”。6月24日凌晨，向忠发被拉到刑场。临刑之际，他竟然作揖下跪，乞求饶命。但蒋介石的命令谁敢违抗，几声枪响，向忠发还是被处决了。此前，蒋介石又收到熊式辉发来的“向忠发已招供”的电报，火速发来第二封电报，电令“暂缓处决”。但这个电报发到上海时，向忠发早已成为枪下之鬼。这个情况中央特科很快就知道了。6月25日，《申报》在“本埠新闻”栏里刊登了一则短讯，说“共党首领向忠发已于昨日(24日)处决”。
周恩来一生不仅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也非常尊重同志的政治生命。每当听到谁人被捕叛变的消息，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他从不把被捕者视为叛徒。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不相信向忠发被捕后会叛变。
为了查证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否属实，23日晚上，周恩来冒着风险亲自返回到小沙渡路住处附近观察动静。他站在隐蔽的小沙渡后的高堤上，从这里能看到他的住房的后窗户，只见窗帘已拉开，透出昏黄的灯光——这是里面发出的报警暗号。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所，只有向忠发和中央要害机关的人才知道，这个地点的被破坏，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
24日向忠发被处决的消息，又使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是否叛变产生疑惑。上海党组织曾准备举行追悼纪念活动和飞行集会示威，以抗议国民党暴行。26日还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捕杀中国革命领袖向忠发同志告民众书》。
周恩来指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尽快搞到敌人对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潘汉年终于通过警备司令部内线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陈养山回忆说：“为了弄清向忠发问题……我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把向被捕后的全部审讯记录弄出来看过，其中还有蒋介石发给上海的那两份电报。从这些材料看，向忠发叛变是确实无疑的。”于是，通知各地，停止悼念活动。
向忠发叛变事件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领导干部对党的信念的认识和坚持至关重要。
共产党人的信念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的这一本质，决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奋斗。
向忠发叛变事件说明，中共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如果丢掉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奋斗的信念，放弃了中共早在二大就确立的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其党性和良知就容易迷失。如此，在革命年代则极易投敌叛卖，在和平时期则极易专权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