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资料图）
向忠发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叛变臭名昭著，但他究竟是如何当上总书记的、叛变后泄露了哪些机密？这是不少读者的疑问。
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上海法租界著名律师陈志皋驱车来到霞飞路霞飞坊(现淮海中路淮海坊)黄慕兰的住处，请干妹妹去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并建议吃过晚饭后，一起去大光明影院看电影。
两个月前，为营救关向应，陈志皋的父亲向审理关向应一案的人突然宣布黄慕兰是他的干女儿。党组织认为认了这份干亲，有利于掩护黄慕兰的工作，于是批准。
陈志皋只知道黄慕兰曾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其夫(曾任《民国日报》主笔的宛希俨)已于1928年4月在江西赣州地区牺牲。但陈并不清楚，黄慕兰乃是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成员。
陈志皋和黄慕兰走进东华咖啡馆刚刚坐定，陈在徐汇公学时的同学好友、法租界卢家湾捕房翻译曹炳生走了进来。三人要了些咖啡点心，便闲谈起来。
当陈志皋随意向曹炳生问起最近捕房有何新闻时，曹炳生悄声说：“今天捕房里出了一桩大事情，早上嵩山路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送到卢家湾来了。这个家伙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九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卖相’倒蛮好，但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没有坐电椅子就统统招供了……”
黄慕兰听到这个消息，便装作身体不适，由陈志皋用车送回霞飞坊。
陈志皋前脚刚走，黄慕兰立即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上海人对杂货店的叫法)楼上的潘汉年打电话，说有紧急之事要当面相告。不一会儿，潘汉年匆匆赶至。黄慕兰把刚才所闻告知潘汉年后，两人便将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湖北人排查起来……
“会不会是向忠发?”潘汉年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大吃一惊：50多岁，湖北人，9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齿……不错，和向忠发的特征一模一样!
潘汉年吩咐黄慕兰静候在家，自己立即去找康生报告。
潘汉年和黄慕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被捕叛变的人正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领导工人运动的“明星”
向忠发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共中央第二任总书记，并连续担任中共这一最高职务长达3年。
向忠发，又名向仲发，化名特生、科发、独用等，祖籍湖北汉川，1880年生于上海。他出身贫寒，小学五年即辍学，随父母迁回原籍。向忠发在日后被捕叛变时写的《履历自述》中披露了他早年的经历：他出身“一破产的农家子弟，14岁入汉阳兵工厂做学徒，共住29个月，因与工头不合，被革除。遇一亲戚廖某，介绍入造币厂，共住四年。因厂倒闭，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佣人，三年多。后来又由他介绍入他所经办的轮船公司任事(由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轮船公司内因为经东家的介绍，故只做了四个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两年又升任大副。后因轮船公司与矿物局(汉冶萍)的轮船撞坏了盐道所坐的船，与盐道口角，后经通缉，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时正值造币厂已开工，即入厂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义，造币厂停工，经人介绍入汉冶萍公司180号船上任事……”1912年，向忠发在汉冶萍公司驳船上做轮驳工，任职到大副。他不良习气严重，曾为戒赌，自己把右手食指砍掉半截。
向忠发1921年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2年由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共。
向加入中共后，更加积极地投身工人运动。由于长期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向忠发在工人群众中有一定声誉。有人认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向忠发可与南方的苏兆征齐名。
1928年7月20日，向忠发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习惯上称“总书记”)。这样，向忠发就由一名普通工人，在当了一年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向忠发为人爽直，做事决断，工作作风泼辣，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观察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但其理论文化素养较低，思想水平和统筹全局的能力也有很大局限。他之所以被推举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基本原因有三：
一是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中共和共产国际都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说明知识分子具有“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做到“领导干部工人化”。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这种“唯成分论”，是向忠发上台的直接原因。
二是共产国际扶植的结果。1927年10月中旬，向忠发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活动，之后留苏数月。共产国际高层对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格外青睐，着意培养。共产国际的推崇，极大地提高了向忠发的声望，从而在中共六大上顺利地当选为中共的领袖。
三是向忠发当时对中共的认识同共产国际一致。向忠发不管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中，还是在给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信中，都反复强调：中共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其领导者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致。当时，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最关心的问题，恰是该党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显然，向忠发在该问题上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他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内因。
1928年8月底，向忠发从苏联回国。他虽身为总书记，但缺乏总揽全局、胜任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能力，在党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开始一个时期，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1930年初周恩来去苏联后，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在中央会议讨论问题时，向忠发往往拿不出系统意见，于是，“立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向忠发是这一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行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错误，向忠发作了深刻检讨并依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大批干部被送往各地苏区，向忠发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另外，王明等人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控制了中央的实权，他们公开蔑视向忠发，经常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向忠发也不满王明不可一世的样子，动辄就与其大吵一番，使得共产国际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大伤脑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再也没有大革命时期的激情和上任总书记时那种欲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革命意志逐渐消沉下来，周恩来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中央特科的陈养山也回忆说：“向忠发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名义上虽然还是总书记，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工作做了，经常待在家里。他这时已腐化，整天吃喝玩乐，与姘妇鬼混。”(陈养山《关于中央特科》，《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