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1916年，放在中国大历史的视角下来看，我认为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我们所熟知的近现代史叙事，基本上以辛亥革命、民国肇始（1911~1912年）为分界点，自此中国由传统社会演进为现代社会，由君主帝制转变为共和民国，之后再逆转到“党国”。1916年，只是这一重大转折在时间上的自然延续。
另一方面，与武昌首义、一呼天下应的“革命建国”功业不尽相同，以1916年为中点的“民初十年”，可称为“制宪建国”的十年。这十年间，民国建立起来了，北京的中央政府合法地位得到国际承认，正常的国家建设步骤陆续展开，尤着力于实施宪政的尝试。
百年之后再回首，我们会发现，今天不少人热衷的所谓“民国范”，实际上多出现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国”，虽然这股热潮难免有过于夸大和理想化之嫌。更重要的是，即使那十年有种种未尽如人意处，但与接下来不堪回首的乱局相比，仍可谓是“白银时代”。
为何问题多多的民初十年，却堪称“白银时代”呢？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和探讨。
革命建国 并非全部
“革命建国史”，是长期以来通行的官方（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执政）主流话语体系，它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解释，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我认为，它只表达了一个层面的事实及其意义，只强调单一的逻辑，并不能涵盖全部，它遮蔽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层面，即“制宪建国史”。
国共两党无疑是“革命建国史”舞台上的主角，它们都强调革命党人用暴力手段改变旧制度，建立一个新中国。但“制宪建国史”是通过法治建设一个立宪国家，它既吸收了革命的成果，又抑制了革命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暴力倾向，或否定一切的过火做法，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不可能永远处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之中。我想这是一种更全面的“复调逻辑”。
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还是要建设。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民生建设等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司法建设，这是各项建设的基础。“革命建国”有意无意地把这一块不可或缺的内容给遮蔽、淹没甚至回避了，产生了很大的误区。我们要校正这个常见于教科书的片面认识的局限性。
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一看法，批评我“否定革命”。其实我不是否定革命，不是说清末以来的革命没有任何正当性和道义性，但我相信仅仅有革命是不够的。“革命建国史”未能把当年真实客观的中国社会变化完整地展示出来，忽视了很多更有意思的内容。
我还想重点指出，辛亥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它是一次相对和平的转型，“制宪建国”的思想和实践，在其中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从法律上说，辛亥革命、民国肇始的最主要标志，是1912年春天相继颁布的两份宪法性文件，即《清帝逊位诏书》（2月12日）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
我们研究百年前中国真实的“建国史”，首先要把这一层关系说清楚：“革命建国”与“制宪建国”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既充满张力又彼此合作。
我们注意到，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国家，都面临“革命与制宪”的双重主题。在西方，英、美两国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比较好。这两个国家历史上都发生过革命，英国是“光荣革命”（1688~1689年），美国是独立战争（1775~1783年），同时它们也都建设性地实现制宪了。在欧洲大陆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法、俄两国对此处理得就不够好，革命与制宪发生了严重对立，最后导致政治和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