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来华的美国人丁韪良甚至将其与民主联系起来：“有什么能比像这样以提供全体‘公平机会的鼓励’更真正民主的呢？中国这种真正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
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这种平等与民主正是西方中世纪所没有的。因此，一旦了解了中国的科举暨文官制度，西方思想界便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种平等的“中国精神”成为西方一系列启蒙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的理论武器，在法国以及后来的英国形成一股倾心中国文明的潮流。通过他们，中国的文官制度、科举制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历史进程。
丁韪良1868年10月，在一篇演讲中赞扬了中国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发明后，说：“如果我们采用中国测试候选者能力的办法，来选拔最优秀的人任政府公职，那必将对我们的文官政府产生积极作用，其益处将大于那些技术方面的发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第五大发明”。
他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拔取真才的制度。”
中国是文官制度的发源国，为世界现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古老中华帝国长期充满活力，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重新发现科举
民国期间，在一连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中，对科举的批判一直没有间断。但也就是从此开始，已经有人更加理性地研究科举，系统地梳理科举制度的历史，研究科举存在的合理性，追寻科举制度设计的优越性，也包括认真严肃地分析它的弊病。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进，使一些学者得以从新的角度审视中华文化。
一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学者，将科举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之重大课题加以研究。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为民国考试制度设计寻求历史依据而研究科举；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从官僚政治的角度研究科举；卢前《八股文小史》从文学、文体史的角度研究科举；潘光旦、费孝通通过统计分析，申述了科举制对社会流动的促进，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举。科举开始被重新发现。
与此同时，海外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蔚为大观。作为旁观者，多数研究者不像中国人那样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因而可以更加开放地研究科举制。日本、欧美都有相当的研究成果。
从被忽视到显学
科举制被重新提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激进主义的退潮和中国经济的崛起，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必然。
与改革开放随之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和普遍的道德缺失，在全球化中民族身份的迷失，都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开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最近更兴起一轮重建国学的热潮。很自然地，科举制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科举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
近代以来，中华学人为自强图存，主动吸纳西学，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形成了一股完全否定国学、彻底抛弃国学的文化激进主义。中华文化被强行纳入西学框架体系，或者被解构、割裂得七零八落，失去了独立性、主体性。我们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无不是在西学体系下的重新组建。中华自身的学术体系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固有面貌已不复存在，传统文化的许多价值被淹没而得不到彰显。
在今天，复原中国科举制度的完整面貌，建立独立的科举制度史体系，理性地辨析其成败得失，以更好地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其时也。（本报有删节）
毛佩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