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的李渊起兵雕塑。
史学家笔下的
“昏庸无能”
唐朝是中国历史的“奢侈”，一个“盛”字足以说明问题。而作为缔造者李渊，却身后寂寞，即使专门讲唐朝历史的书籍，也往往是数语敷衍，且所论多有不公，令人徒生无可如何之感。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三册中开篇便说：“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隋大贵族的身份，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争，当然更不成想要反隋自做皇帝。”
近代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先生，素以治史谨严著称，但在对李渊的评价上，却与范氏几无二致，他说：“唐太宗不过中材”，“若高祖与高宗，则尤不足道。”一个“尤”字，足见其轻蔑之极，何出此言？吕先生归纳为：用人偏私，好用小人，私于亲戚，性好渔色等等。更关键的还在于李渊即位之后，“嫔妃擅宠，女谒盛行，遂致建成、太宗，争相交结，衅隙愈深（矛盾越来越深），终酿玄武门之变。”那么，历史上的真实李渊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这里不妨先从其身世说起。
《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帝姓李氏，讳渊，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皓七代孙也。”也就是说李渊的祖先是今天甘肃临洮县人，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皓的后代。从北魏时的李熙起，担任金门镇将，到其祖父李虎时，助宇文泰建立关中政权，受封为八柱国之一，并赐姓大野氏，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父李昺袭爵，官至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母亲和隋文帝独孤皇后是亲姐妹，李渊七岁袭唐国公，历任刺史、郡守、卫尉少卿等职，隋末为太原留守，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他因天时之际会，揽四海之英雄，趁势而发，建立起了大唐王朝。
腹有乾坤、胸怀锦绣的太原留守
古来成大事者，必得时势，隋末天下，可谓乱得一塌糊涂，李渊的那位姨表弟，即大名鼎鼎的隋炀帝，恨不得把个华夏神州翻个过来。结果自然是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当时全国的起义队伍如烈火烹油之势，大小相加，不下百股，隋炀帝不肯坐以待毙，大业十一年（615年），他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当地反隋武装，李渊表面上积极赴死，以靖国难，内里却另有打算。
李渊城府极深，又屡经大阵，曾镇压过历山飞、毋端儿、柴保昌等多支农民起义军，软硬两手、瞒天过海、火中取粟，样样炉火纯青。隋炀帝对其战果十分满意，嘉其忠悫，大业十三年（617年）任为太原留守，李渊自然不会辜负如此“厚爱”，他以镇压起义需要为由，借机私招兵马，以为夺取政权之用。
对于李渊这位自己亲任的太原留守，隋炀帝骨子里并不放心，于是另派心腹王威、高君雅为副监，暗中监视，以随时掌握动向。李渊何等江湖，他铁了心将戏做足。
大业十三年（617年），已被困在江都自身难保的隋炀帝突然传出了“诏令”：凡太原、河西、马邑、雁门四郡百姓，年龄在二十至五十之间的男子必须应征入伍，于年底集结北京，再征高丽。此诏一出，顿时天下骚动，本来两年前雁门关履险之后，为安抚百姓，宣布取消远征高丽计划，谁知高兴了没几天，如今又要妻离子别，远赴死地，人们愤怒到了极点，宁死不愿从命。恰在此时，刘武周杀死其上司王仁恭，投靠了突厥，并把汾阳宫里为皇帝准备的如花美眷作为国礼献了上去，突厥可汗龙心大悦，在其攻下雁门郡不久，便册封刘为定杨天子。
雁门失守，太原便失去了藩屏，只要刘武周哪天高兴，便可直取太原。而愤怒至极的百姓则随时可能揭竿而起，或啸聚山林，后果不堪设想。李渊立即召开会议，详陈危局：我们必须奏明圣上，广征兵马，以备不测。但江都距此有三千里之遥。山高路远，一来一往，待圣旨到达之时，太原或早已落入贼手，于是大家异口同声：您是一方大员，宜当机立断，火速征兵，守土保疆，责无旁贷。王威、高君雅二人也表示支持。李渊本来就“任性率真，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旧唐书·高祖本纪》）百姓们听说不用远征高丽，可以留下来跟着自己喜欢的一方大员干，高兴得奔走相告，前来应征的人络绎不绝，只几天的时间，便达数万人。
这如火如荼的形势，让王威、高君雅多出了某种说不清的隐忧，经过认真观察，详审推核，终于得出了一个令他们自己都惶悚不已的结论：李渊要谋反。惊出一身冷汗之际，不敢怠慢，马上行动起来。近来太原大旱，李渊要到晋祠祈雨，这是个天赐良机，二人找来心腹，晋阳乡长刘世龙，让他伏兵祠外，寻机下手，除掉李渊。没想到刘世龙早已与李氏父子缱绻无数，第一时间将消息报知了上去，李渊不露声色，没事人一样，一切照旧。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十五日，召开军政会议，王威、高君雅刚落座，有人飞来告密：两位副留守心怀不轨，暗通突厥，欲为内应……不及二人反应，早有伏兵一拥而上，将其拿下。亦是机缘巧合，次日，果有突厥大军兵临城下，于是人们相信，王威、高君雅确为通敌，为国除奸，事不宜迟，李渊当即下令，将二人斩首示众。需要交代一下的是，前面提及的那道从江都发出的征打高丽的所谓诏书，原本就是子虚乌有，是李渊授意的造假杰作，目的是激起民变，借机混水摸鱼，看看，说李渊腹有乾坤，胸怀锦绣，不过分吧。
王、高已除，李渊依然不敢有半点光火的行动，他知道天下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一步踏空，全盘皆输，而声色犬马，女乐男优则是最好的伪装道具。这时，李渊的老友裴寂便天然地派上了用场。作为李渊太原起事最重要的两位助手之一（另一位是刘文静），正史上有关裴寂的记载并不很多，只知道这位晋阳宫副监，有事无事，总愿陪着李渊饮酒赌博，且常常是通宵达旦，论官职，裴寂只是个副监，并无太大的权力，但晋阳宫女归他掌管。一次酒醉之后，李渊终于未能把持，与其中的一位有了宫女云雨之欢，据说醒后，李渊吓得汗流浃背，私睡皇帝的宫女，乃灭族之罪，这时裴寂来了，说道：“二郎（李世民）已完全准备好了。欲举义旗，事已如此，不宜观望，一切按二郎的决定做吧。”话里话外，李渊早已明白彻悟，顺水推舟道：“我儿既已安排好，就照他的意思办吧。”但说一代大唐开国雄主，仅仅是因为睡了一宫女，便在儿子的安排授意下被迫起事，不仅滑稽，而且低估了天下所有人的智商。若此事的确属实，那只有一种解释：麻痹各路“诸侯”，以保证自己以最小的代价，取隋王朝而代之。再说，在整个太原起事过程中，李世民充其量是一个军区的指挥官，连最高机密都未必知道，怎么可能由他提前操办呢？“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为美化自己，篡改历史，甚至不惜丑化自己的老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你相信李渊真的昏庸无能吗？
关于李渊，另有三事，颇可玩味：一是起兵之初，为了稳住突厥，不节外生枝，曾用极谦卑的语气给始毕可汗写过一封亲笔信，大意是，只要您不来捣乱，什么“子女玉帛”“坐受宝玩”“亦任可汗”（完全由您说了算）这招果然灵验，在最危险的时刻，以一纸之微避免了来自漠北的巨大威胁，司马光称此为“卑辞厚礼”，略有鄙薄之意，完全是书生之见，不足为训。二是在太原揭旗之始，正在瓦岗寨得意的李密，以盟主自居，派人送来一封信，以兄呼之，周围人十分不满，而李渊则心悦诚服地回了一封言辞恳切，充满感情的信，告诉李密：当今天下，除您而外，又谁可成大事？您作盟主，乃众望所归，若将来扫平四海，您能封我再作唐公，平生愿足矣。李密见信，果然大喜，对手下说：李渊都已屈服如此，天下不足虑也。须知李密并非等闲之辈，二信相较，云泥立判，已不需多言。三是唐朝建国后不久，两个重要功臣之一的刘文静即被除死，对此，后世史家有种种解读，其实问题远没有那么复杂，死刘文静，抑或是裴寂，或其他什么人，对一个封建帝王而言并不一定有什么特殊深意，用不着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