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原题为“饶漱石的前半生”
1975年3月2日，一位患有病毒性肺炎的72岁老者病死在北京，他的名字叫饶漱石。这个名字往往是与“反党阴谋”、“反党同盟”联系在一起的。事隔27年以后，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正式给饶漱石立了传，并且在传记的前言写道：“饶漱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过贡献。”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分局改成华东局，任命饶漱石为华东局书记，陈毅、黎玉为副书记，并把原华中局改成华中分局，也划归华东局领导。在主持“土改”期间，康生又过分强调“贫雇农当家”，对一些坚持正确主张的干部实行打击，称之为“搬石头”。为此，毛岸英仗义执言地表示出对康生的不满，而对饶漱石则有些欣赏。(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其实，饶漱石在山东土改的问题上同样犯有“左”的错误。1947年7月7日，他在华东局干部大会上说：“一锅端，杀了地主是好的，即使个别杀错了，端错了，只要是群众行动也不要紧啊!”他还说：“礼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杆子对驴……有的同志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我要问你，纽约的经济繁荣，你那火车是开到纽约还是开到莫斯科……城市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分?为什么不能分资本家的浮财?农民为什么就不能住到城里去?”(黎玉《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2年版)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已逐渐纠偏，但饶漱石仍强调山东的土改是“形左实右”。与此同时，他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与黎玉也发生了严重分歧。
1948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序幕徐徐拉开，作为华东局书记和华东野战军政委的饶漱石与粟裕、谭震林、张震等人一道研究对策，由粟裕综合大家意见向中央军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俗称“小淮海”)的主张并被军委采纳。1948年8月，饶漱石召开华东野战军前委作战会议，制订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央军委考虑发动渡江战役，并决定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饶漱石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为此，饶漱石做了大量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在针对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斗争中，饶漱石立下过汗马功劳。
饶漱石领导的“反特”斗争是与中共党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特殊人物紧密相联的。此人叫胡均鹤，江苏吴县人，是抗日名将赵尚志的妹夫。1925年，胡均鹤经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中央委员会书记。1932年11月，胡均鹤被捕，敌人利用其妻怀孕及伪造中共“开除”其党籍的决定诱降，胡均鹤终于变节自首。变节后的胡均鹤为中共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与潘汉年建立了联系。苏州解放时，胡均鹤找到了第三野战军保卫部部长陆政，说想要找潘汉年，陆政就要他去丹阳见饶漱石。
对于胡均鹤，饶漱石并不陌生，某种意义上说在上海时他还是胡均鹤的“手下”。饶漱石便派杨帆去探胡的口风，胡均鹤表示愿意提供“中统”特务在上海潜伏人员名单以立功赎罪。饶漱石得知后，对杨帆说：“这个人有用处，可以带到上海去参加‘肃反’，上海反特斗争情况复杂，要用特务反特务，特别是汪精卫特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吃过国民党官司，要利用敌人的矛盾。”
按照饶漱石的指示，杨帆安排胡均鹤担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情报委员会主任。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肯定。进入上海以后，饶漱石听到有两名国民党高级特务主动自首，非常高兴：“第一个来自首的一定不能杀，国民党就是用叛徒，用自首的政策搞垮我们地下党的，我们也要用这种办法对付国民党的潜伏组织。”饶漱石后来还专门提出解放前的关系可以用，特务可用，在一定的时候公开用，用特务整特务，但掌舵必须注意。据有关部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胡均鹤作出的正式结论中称：“胡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期间是有成绩的。”而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胡均鹤为主任的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销的两年中，共提供各种敌特活动线索1142件，从中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武装匪特案件470起，缴获电台81部，搜获与香港秘密联系、破坏金融物价政策的商报台14部。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饶漱石当初安排胡均鹤“以特反特”、“以毒攻毒”的手段还是颇具成效的，这为解放不久的上海的稳定和恢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饶漱石颇有些能力，对待下属也有理解、照顾的一面。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刘顺元曾因不满部分苏军干部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被迫离职，是为“旅大事件”。他回到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汇报工作时还不无顾虑地问：“人家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饶漱石听罢摇摇头说：“这怎么能说是反苏?我看只是礼貌问题，我知道你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不会绕弯子。”稍后，刘顺元被任命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书记，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张鼎丞在干部大会上宣布中央的这项任命时还不忘告诉大家刘顺元是“富有城市工作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然而，饶漱石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艾丁说饶是“伪君子”，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形容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杨尚昆也感到饶“权位观念重”。(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饶漱石自己就公开宣称：“和我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像驯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黎玉《黎玉回忆录》)这些弱点、缺陷与饶后来的身败名裂不能说没有关系。
上世纪50年代，阎宝航之子阎明复曾与饶漱石的女儿饶兰欣认识。饶兰欣喜好集邮，阎明复正好有几张苏联朋友送来的纪念邮票，饶兰欣知道了就向阎明复要。经获准后，阎明复来到饶漱石家中，饶漱石妻子陆璀出来迎接他，阎明复顺便问了一句：“漱石同志身体怎样?”陆璀就说饶漱石在楼上，可以去看一眼。上楼以后的阎明复见到了表情木然的饶漱石，当时阎明复还不知道党内发生了什么大事，只是和饶漱石握了握手，饶漱石说了一句：“啊，小阎来啦。”就此再无第二句话。这大概是迄今为止见诸记载的饶漱石留给世人的最后记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