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的需要，礼越来越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其间，既有文献解说的积淀充盈，也有典章制度的应时制作，更有身体力行的规范引导。在此文化氛围之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四礼（冠、婚、丧、祭）、五礼（吉、凶、军、宾、嘉）纷然而起，礼仪、礼制、礼俗竞相杂陈，守礼、行礼、变礼与时变化，等等。究其归趣，清代大儒顾炎武所谓“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可谓一语破的。然而，自先秦以来，关于礼之义与仪的判别，则一直或显或隐地纠结着人们的思维。
如公元前537年，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对此，晋侯以为他“善于礼”。然而，女叔齐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鲁昭公不知礼。晋侯问其故，女叔齐回答：“是仪也，不可谓礼。”那么，什么是礼呢？他解释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而反观鲁国现状，则与礼之要求相去甚远。所以女叔齐不无遗憾地感慨道：“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又如公元前517年，赵简子向子大叔问“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回答：“是仪也，非礼也。”赵简子追问：“何谓礼？”子大叔对道：“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赵简子感叹说：“甚哉！礼之大也。”子大叔又回应道：“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礼记》中也强调：“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
对于礼教大为痛恨的吴虞，通过梳理前人有关的礼论，也曾感慨：“夫谈法律者，不贵识其条文，而贵明其所以立法之意；言礼制者，不在辨其仪节，而在知其所以制礼之心。”柳诒征先生则强调：“以史言史者之未识史原，坐以仪为礼也。仅知仪之为礼，故限于史志之记载典章制度，而若纪表列传之类不必根于礼经。不知典章制度节文等威繁变之原，皆本于天然之秩叙。”诸如此类的言论，无不表明对礼义重要性的重视。
当然，由于古今情势的不同，仅仅强调礼义，也不免产生偏差。对此，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曾分辩道：“古者礼乐之书具在，人皆识其器数，却怕他不晓其义，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义，陈其数者，祝、史之徒也。’今则礼、乐之书皆亡，学者却但言其义，至以器数则不复晓，盖失其本矣。”这一认识，可谓通达之论。
由此观之，礼义之乡、礼义之国、礼义之邦、礼义之朝、礼仪之邦、礼仪之国等词的使用，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皆为“历史的存在”，其间的兴替，是与时代、时势、人们的习惯与取舍等密不可分的，并非仅为误用、滥用的问题。“礼义”与“礼仪”亦非非此即彼的对立物，其关键乃在于如何因时因势把握其间的度。诚如宋儒程颐所强调的：“礼者，理也，文也。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过则奢，实过则俭。奢自文至，俭自实生，形影之类也。”总之，“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而礼在传统社会发展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它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礼的内涵和实质又是什么？怎样才能把握礼的内在意义与外在表现的度？凡此种种，皆是历久而弥新的话题，需予以认真地反思和探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