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同样是表达“杀”的意思，汉字里除了“杀”还有“弑”，但两者有所区别。比如写“赵盾弑其君”。它讲晋灵公是个很糟糕的君主，整天不务正业，拿弹弓打人。这个弹弓打出去打到人，他很愉快； 打不到人，他很丧气。臣子当然劝他不要这样，尤其赵盾就老是劝，于是晋灵公就烦了，派人去杀赵盾，没杀成。但再后来，真的有人杀了晋灵公。结果，写史书的人不说那个人“杀”了晋灵公，而写“赵盾弑其君”。
明明杀了晋灵公的不是赵盾，那位史家为何还这样写呢？他的理由是， “子(赵盾)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有人杀晋灵公的时候，你为了逃避责任就走人了； 既然你还没有走出国门，到国境就停了下来，而且你“反不讨贼”，回来以后没有利用权力把杀晋灵公的人给抓起来，所以“非子而谁”，不是你弑君，是谁弑君？要是让外国人来看“赵盾弑其君”这五个字，肯定就认为是赵盾一刀把晋灵公给杀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一字寓褒贬”。一个字背后，蕴含着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观点，这也揭示出在中国着史何以如此重要。
正因为中国人喜欢历史、注重着史，这使得我们的文明能够长久，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知道我们过往的文明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我们的文明并非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只有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一点是最最了不得的，足以让我们骄傲。就算是曾经异族入侵了中国后，也没有把中国在文化上给亡了，他们只是做了统治者，而且这些统治者在进入中原以后，大都学习、继承了原来就存在于中国国土之上的文化。
历史的“变”与“不变”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再到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赋税制度，都是有“损”有“益”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演变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孔子“百世可知”的观点
我们现在多半认为 《论语》 是教人怎么处世的，但其实不是。《论语》里的内容非常丰富。在第二篇《为政》的倒数第二段，就有“百世可知”一语。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问道：“十世可知也？”这句话问得很有意思。孔子回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就是说，殷朝的制度、礼仪是从夏朝来的，所以它删减了哪一些、增加了哪一些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同样，“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所在的时代是春秋末期，他看到了春秋的乱，知道这个周朝总有一天也是要被代替的，于是又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一百世是多少时间？在中国，“一世”是30年，一百世就是3000年。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眼前的这个社会跟前面的社会相比，只是略有损益而已，并没有太翻天覆地的变化。孔子的这样一个历史观，多少也能启发我们，怎么看中国的历史经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道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孔子看出来了中国历史的特点是“损益”。换言之，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把前面朝代的制度“一扫而光”。它一定是把前面朝代的制度接受一部分、改革一部分，然后形成自己的新制度。此后的朝代，差不多也是如此循环往复。孔子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出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由“损益”变迁而来的，于是他可以有把握地说“百世可知也”。然而，在西方学者看来，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史学传统里面，若只是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就意味着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所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就说，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中国历史没有什么变化，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但其实，我们自己知道，它是有变化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孔子所说的“损益”。这就是中国历史变迁的奥妙所在，很要紧。
研究历史地理的人都知道，行政区划、地方制度就是慢慢变化的，不会一下子变过来：由郡县制变成州、郡、县，以后变成州、县，变成路、府、州、县，省、府、州、县，省、地级市、市、县……人们不会完全突然重新地创造一个制度。它一定是在前面的制度上进行调整，变成现在的制度。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过很多变化，犹如“钟摆”一般。到宋朝的时候，它就发展为高度的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无论是调动军队、开仓赈灾，还是要调拨钱款，都要皇帝亲自下令。到了明朝，朱元璋非常羡慕宋朝的这种制度，就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搞了一个皇帝内阁制，六部直接向皇帝汇报，使政权牢牢控制在了皇帝手里。所以，这个“损益”就是这样来的：前一个朝代是怎么样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那么后一个朝代就会对它进行调整、改进，让它变得更合适。中国的政治是如此，经济也是这样。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再到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赋税制度，都是有“损”有“益”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演变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孔子“百世可知”的观点。
我曾写过一篇随笔 《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这里面说到的“变”与“不变”，其实就是“损益”的意思。有损有益，就是变了，但这个“损益”是不断发生、逐步进行的。于是，在这个过程里，它就有变、有不变。在一些西方人的眼中，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但事实上，如果变化太大，历史早就不是原来那个历史了。就拿诞生于尼罗河中下游的埃及文明来说，它的变化就非常大，因而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从今天来看，古埃及文明就是中断了，而我们中华文明就是有变、有不变。因为它从来没有全变，所以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当然，如果一个文明完全不变，也不行。为什么要有损有益？因为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如果真的一点都不损、不益，那么你这个制度也就没有了弹性，也就可能夭折。
孔子说过的很多话，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读《论语》。不单是为了学习处世之道，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智慧。如果我们想要使自己聪明起来，当然还要读读包括《老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管子》 在内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国文化最大的智慧都在里面。等把这些诸子百家读完了，你会感到有一些提高，而且感觉还要再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感到，两三千年前的人怎么那么聪明？！他们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有些恐怕比我们说得还要好一些。其实不单中国是这样，外国也一样。大家可能听说过“轴心时代”。世界上有大智慧的人都出现在那几百年间，西方、印度、中国概不例外。最聪明的大道理，那时候的古代人大都已经想到了。《金史》里有一句重要的话，“善吾师，恶亦吾师”。古人写史，其实就是为了让后来的统治者可以垂鉴资治。当然，除了这一点以外，历史还有惩恶劝善的功能。对一般人而言，读史会使人变得更聪明。
中国人最爱听历史故事，到现在简直是“历史热”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太注重“经世致用”，太强调这一点就会变成一个毛病，就可能以论代史，产生影射史学这样的东西。所以，若要读史书，就一定要多看几部，要尽量看原着，要对照着看，这样你才会得到接近历史真相的机会。追求百分之百的历史真相，应该说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接近历史真相是有可能的。尤其是那些跟人物的评论没有关系的典章制度，历史上的记载基本上是靠得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