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云：“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
提到孔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儒家学说、人伦、礼仪制度，读 《论语》 也是为了更深一步去领会怎样做人处世。我今天则想讲讲孔子的历史观，让大家了解一下孔子少有人知的一面。
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和“一本书”引起了世界极大的兴趣。这个人是指孔子，这本书则是指 《老子》。 《老子》 这本书，经常有西方的译本出现，过几年就有一本。这个“道”字不知有多少种译法，想方设法要把它译出来，但是都译得不准确。因为 《老子》 说过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就是译不好，所以就很奇妙。孔子则是中国的大圣人，大家认为他的思想可以跟耶稣比、跟释迦牟尼相提并论。 《论语》 里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听懂，教导好像不是很高深，但是都有道理，所以外国人也容易懂，就像 《圣经》 一样。相对而言，从印度传过来的佛经理解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思想内容比较深一些。
不同文明，不同史观
埃及不要说公元前841年以前，再朝前一千年，他们也是一年一年有记载。我们没有那么细致的记录。而对于一件事的发生，印度人总想追问它的意义。至于这件事在哪一年发生，他们倒无所谓
传媒上经常说埃及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这句话初看没有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现在的这个埃及已经不是五千年前的那个古国了。现在的埃及人跟五千年以前的文明没有关系，不是一回事。
五千年以前的那个埃及属于法老文明，后来被希腊罗马化了。为大家所熟知的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 VII)，就是埃及罗马化的关键人物之一。再后来，埃及又伊斯兰化了。现在生活在埃及的那些人、当地博物馆所存的那些东西，都跟他们的祖先没什么关系。因此，准确地说来，埃及这块土地上有五千年的文明存在，这是没错的。但如果说埃及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就不够严谨。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华文明就表现得相当不同。
如果要“算”明确的纪年，中华文明比不上埃及文明，这是有证据的。你到埃及去看，人家几千年，不要说公元前841年以前，再朝前一千年，他们也是一年一年有记载，很了不起。但是我们没有那么细致的记录。中国做过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就是要研究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想把它一年一年排出来，起码要把“武王伐纣”那一年排出来。那么，到现在为止， “武王伐纣”在哪一年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确定了。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这是一项需要将天文、考古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的研究，需要理科、文科一起合作，要花很大功夫。目前的进展是能够把武王伐纣年代大致确定，到这个程度其实已经不错了。
虽然关于我们的历史，有些事情尚且不一定能够搞清楚，但从长远来说，我们要尽量把它搞清楚。再者，由于各种原因，具体到一时一地，历史的真相不一定能够全部弄清楚。比如文献的缺失、传播过程当中的流变、政治因素对于历史记录的影响等，都会影响历史记录的准确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前大都认为近代史、当代史肯定最清楚了，古代史才会模糊啊，其实未必。
中国人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喜欢历史。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但并不是每个民族都这样。比如我们的邻居印度，他们对历史就不大看重。他们很看重思维、擅长思辨，喜欢争鸣、喜欢逻辑。中国人是不大讲逻辑的，当然，先秦的时候也曾经有过逻辑的苗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因为中国人有个很大的偏好，就是极端崇尚“经世致用”。这本来是个好事，但一旦走到极端，就变成坏事了。中国人经常要问， “这个有什么用？”乍一听，这问得很有道理啊。但是这也有毛病，它导致了对于那些看上去或者感觉上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我们就不研究、不愿意做了。也因此，在中国，就没有产生类似几何学这样的学问，就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实际上，中国人之所以对历史很感兴趣，也是因为要“用”。
对历史的兴趣，是普遍存在于思想家的思想里的。然而，印度也有很多思想家，但他们不大讲历史。印度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像我们这样统一的国家在印度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几回。印度次大陆经常是一个个分裂的土邦或者小王国。有两次比较重要的统一时期是外族入侵的时候。例如在莫卧儿帝国时期，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的到来大致统一了印度。后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了，印度有了更大范围的统一。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全部起初都是在东印度公司治下，而不是在英国治下。但是，在印度的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于一件事的发生，他们总想追问它的意义。至于这件事在哪一年发生，他们倒无所谓。在他们看来，一件事背后最要紧的，是它本身的道理。至于它是发生在五百年以前，还是一千年以前，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他们在讲历史的时候，经常讲起某某国王，但如果我们问“哪一年呢”，他们不知道。法显到印度去的时候写了一本 《佛国记》，也就是 《法显传》。玄奘去的时候写了一部 《大唐西域记》，记述了哪一年到了哪里，看到什么东西、碰到什么事情。印度古代史里最清楚就是这两段，所以来自中国的历史记载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中国历史记载对朝鲜、日本和越南也都很重要，中亚地区也受惠于中国的历史记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有重史的传统。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特点，也是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我们上古的年代不能像埃及那样排得那么清楚，但我们对于具体的事情非常清楚。除了夏商周三代具体从哪一年开端不是很清楚，我们对于商以来的历史基本上是清楚的。尤其在甲骨文被发现以后， 《史记》 里商朝先王、先公的名号跟甲骨文可以对照得起来，地下的文物跟地上的记载完全可以吻合。这两重证据证明了，中国人的历史感是非常强的。
孔子还是个大历史学家
孔子写这个《春秋》 当然是在着史，为什么偏偏强调它是“经”呢？因为，《春秋》的意义主要在于褒贬。孟子说过，“孔子成 《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位大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对中华文明而言很重要的历史学家。孔子因治鲁史而写《春秋》。但其实，《春秋》除了是一部编年史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在里面。那就是，寓褒贬之意于其中。所以，后世就将《春秋》归之于“经”，而不是“史”。
中国的正史里有六部附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它记载了在编纂该部断代史之前存在的所有图书典籍。比如《汉书·艺文志》 里记载了《春秋》 一书，但当时还没有历史类这样的分类法。当时历史类的功能尚且附在“经”里头，还没有独立出来。到南北朝的时候，历史类的书的地位提高了，才有独立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出来。到《隋书·经籍志》 时，人们才算是把“四部分类法”正式利用了起来，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那么，孔子写这个 《春秋》 当然是在着史，为什么偏偏强调它是“经”呢？因为， 《春秋》的意义在于褒贬。孟子说过，“孔子成 《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的就是，之所以要写 《春秋》，就是要让乱臣贼子心里感到畏惧，不敢随便做坏事。中国人这个“笔”、这个汉字都是很厉害的。